淮阳最早的碑刻 《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》

淮阳东关荷花苑拱桥。 刘亦晨 摄

1916年《淮阳县志》。

2023年7月14日，国家文物局公开发布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，共收录全国1658通（方）重要碑刻，河南共有145通碑刻文物上榜，数量居前。名录涵盖东汉至清代的碑、碣、墓志、摩崖、造像、刻经等多种类型，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。历史悠久的淮阳，拥有丰富的碑刻遗存，仅太昊陵内就收藏唐、宋、明、清古碑300余通，正在系统整理。其中，虽已失传却见于史籍的《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》，是目前所知淮阳历史上最早的碑刻。

此碑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：“（陈）城内有《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》，文字剥缺，不可悉识。”碑文残存内容提及“惟兹陈国，故曰淮阳郡”，称王君“清惠著闻，为百姓畏爱”，广求贤士千余人，赐予田宅、吏舍，并捐俸助建“四县邸”。碑阴列有五官掾西华陈骐等205名属吏，落款时间为“延熹二年九月庚□”（159年）。郦道元特别指出，当时碑旁仍有“遗墉尚存，基础犹在”，而世人误传为“孔子庙学”，实为谬误。

据1916年《淮阳县志·艺文上·金石》所录拓本，碑额为“汉相王君四县邸碑”，较《水经注》少“造”字。残文可见“孝、笃、嘉、盛德之裔、爱民、勤、慎、严正”等词，反映王君德行兼备、勤政爱民。碑中“修德立功，四县回附”之语，表明其治理成效显著，吸引周边百姓归附。

清末民初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弟子熊会贞在《水经注疏》中对此碑详加考订。针对赵一清质疑“陈国何以称郡”，杨守敬指出，东汉章和二年（88年）前，此地为“淮阳郡”；其后改为“陈国”，碑文称“故曰淮阳郡”，乃追述旧称，并非错误。熊会贞亦强调原碑应有“王君”二字，后世传抄脱漏，应据明抄本补正。他们还校订了“内附”应作“回附”，更合文意。

现代学者施蛰存在《北山金石录》中进一步考证：此碑仅见于《水经注》，后世无著录，可能不久即亡佚。他梳理两汉淮阳行政区划变迁——西汉高祖十一年（公元前196年）置淮阳国，屡经废立；东汉建武初年复为郡，章和二年始封陈国。延熹二年（159年）时，正值第五代陈王刘承在位（125年~166年），谥号“孝”，政绩清明。碑文所载“王君”，即其时任陈国国相者，姓王，事迹无考。

东汉诸侯王国设“傅”与“相”各一人，皆二千石，其中“国相”由中央任命，掌实权，统辖民政、司法、军事，有权举荐人才、检举藩王，地位相当于郡太守。碑阴所列205名属吏，应为国相府僚属，采用“官名、籍贯、姓名”的格式，当时仅存十人可辨。

这些属吏皆百石秩，铜印黄绶，即所谓“百石卒史”。如《乙瑛碑》所载鲁国相请设“百石卒史”守孔庙，与此类同。所涉地名如西华、淮阳、平舆（今驻马店）、下辨、上禄（在今甘肃成县），显示陈国属吏来源广泛，体现东汉地方治理的全国性特征。

整碑约1800字，远超《乙瑛碑》（约700字），规模宏大。其“四县邸”指为四县士人所建馆舍，“邸”即馆驿、居所。东汉重视养士，地方长官常设“邸”以招贤纳士。王君自捐俸禄助建，足见其清廉与重才之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碑原在“旧治城内”，即今淮阳东关大桥北侧。顺治《陈州志》载，“相传今城乃繇东右徙者，东堞即古西闉”，说明今陈州城由东向西迁移，原城西变为新城东。碑未动而城已迁，故《水经注》称“城内”，后人见其在“城外”。东南隅尚存“仰瓦外抱”地形，或为古瓮城遗迹，佐证城址西移之说。然具体迁城年代，方志皆语焉不详，尚待考古与新出文献证实。

此碑虽早已湮没，但《水经注》等文献的记载，仍为我们保留了东汉陈国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的一角，不仅印证了淮阳作为“故淮阳郡”的历史沿革，更展现了地方官员“求贤养士”“修德立功”的治理理念。碑阴所列205名属吏，是研究东汉郡国官制、职官体系、人员构成的珍贵资料。

正如淮阳大连乡出土的五代《陆思铎墓志铭》，印证了墓主人“葬于陈，栖魂所治之地”的遗愿，使正史记载得以实物佐证，我们亦可期待，《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》或有朝一日重现于世——或许从龙湖淤泥中浮出，揭开那段尘封近两千年的地方治理图景。

历史的尘烟虽被风雨吹散，但碑石无言，却能传千古。若无此碑记载，王君之德政、陈国之盛况、属吏之名录，或将永远湮没。一通古碑，承载的不仅是一段文字，更是一段可能失落的历史记忆。史海钩沉，溯远追源，正是这些宝贵的文化遗存，构筑起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谱系，激发人们的文化自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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